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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福生让记录时间成为一种艺术！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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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梯直达

1楼

发表于 2010-6-24 14:50:52 |只看该作者 |倒序浏览

偶然间翻到的一个老消息，不知大家看过没有！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苏福生让记录时间成为一种艺术作者：不详　来源于：丹东日报2009年6月12日版　发布时间：2009-7-29 15:36:08

苏福生是1962年天津大学计时仪器专业毕业生中，分配到最北边的毕业生。
“那时候的毕业生分配，都是学校做主，我们班南方人多，南方的企业接收不了那么多毕业生，基本就按原籍由南向北分配，让大家都能离家近些。我是天津人，就来了辽宁手表厂。当时辽表的总部在沈阳，我在沈阳呆了一年多一点，就来了丹东。”说完这话，已经70岁的苏福生认真地算了算，“从我来丹东到现在，快46年整了。”
1963年7月，苏福生和他的两名同学一起来到丹东。当时，辽宁手表厂的总部在沈阳，丹东有分厂。“总部的领导告诉我们3个，‘你们去丹东实习吧。’我们就带着铺盖卷来了。没成想，第三天就给我们开了会，告诉我们说，‘你们的户口已经转过来了，总部和丹东的分厂合并了，你们就在这里安心工作吧。’后来才知道，总部的领导事先就知道要合并的消息，告诉我们来实习，只是一个托辞。当时和我们一起来丹东的，还有一些老工人，他们拖家带口的，可能是担心他们有意见，才这样通知大家。”
　刚来丹东，苏福生有些不习惯。他毕竟是在天津长大的，分配到沈阳，也是大城市，生活条件一直不错。可来到丹东，每顿饭的主食都是窝头。“胃受不了，那时的伙食，60%是粗粮，吃不惯。”
苏福生是新中国第一批学习计时仪器的大学生。厂领导对他和他的同学非常重视，苏福生的成绩又特别好，当时的厂长周惕就让他到技术科工作。不久，又成立了一个钟表实验室，成员就是苏福生和一位老技术工人，专门负责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
刚刚工作没几年，“文革”开始了。厂长周惕被造反派们“打倒”了。因为厂长对苏福生特别关照，总是让他出去学习、考察、开会，苏福生也被盯上了。
苏福生说：“当时很危险，实验室被造反派们占领了。我也被列入了‘黑爪牙’名单。后来有和我关系不错的同事告诉我，我作为‘黑爪牙’的名单已经通过，并准备揪斗我了，是当时的军代表没同意，我才幸免。因为当时还进行生产，军代表也想把生产搞好，缺不了技术人员。”
苏福生去了装配车间。在学校期间，苏福生主要学习理论，实践的机会很少。装配车间需要的是实践的技术和经验。虽然没干过，可苏福生凭借着自己的理论基础，没用上一周的时间，就已经和老工人一样熟练了。而且，他还在实践中发现了不少问题，并发明了一些简单实用的小工具，改善了装配的速度和质量。
“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，做这些活一点也不困难。”苏福生说，“到了生产第一线，直接上手装配，我对自己以前学习的理论和设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怎样设计才更能适合装配，方便生产？经过实践才能有切身体会。可以说，这一段工作，对我此后进行设计帮助很大。也算是偏得了。”
“文革”后，百废待兴，辽宁手表厂成立了设计室，苏福生也重新回到了设计台前。当时，轻工部组织全国的表厂优秀技术人员设计统一机芯，成立了设计小组，苏福生被任命为副组长。
“组长是轻工部的领导兼任的，设计工作是我牵头的。”苏福生很自豪，“全国的优秀设计人员集中在一起，去全国各地的表厂转，然后一起研究、画图，我画了很多的图纸。”
　　1976年，新中国第一种手表统一机芯诞生了，并开始投产，直到现在，还有个别的小厂按照这种图纸进行生产。“这种机芯很简单，也便宜，现在有些旅游地的纪念品手表，还利用这种机芯，就是表壳、表盘换换样子，进行一些装饰，东南亚那边很多这种东西。”苏福生说。
1985年，苏福生担任辽宁手表厂的总工程师。作为钟表研究所所长，他带领100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手表的研发工作，试制新产品。“那时的研发，全国一盘棋，技术对外都不保密，有人要图纸，来了就复印，我们只收纸张费和复印费。当时的产量很大，手表是丹东的支柱产业之一，上缴的利税非常可观。”
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由于电子产品的冲击以及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，加之生产量的饱和，手表厂的效益开始滑坡。作为总工程师，苏福生也很着急。产品必须更新换代，必须生产附加值高，利润大的产品。当时的统一机芯，出厂价只有10元左右，而且没有竞争力。“上运动表！”苏福生和厂领导一拍即合。
说说容易，做起来难。要上运动表，就要进行设计。苏福生开始带领技术人员忙起来了。经过不断的摸索，数次另起炉灶，运动表机芯终于诞生了。
“那可真是咬着牙坚持下来的，设计太复杂了，好在终于成功了。一开始，我们商量，这种机芯卖多少钱？大家一使劲，报了个100美元。要知道，当时瑞士生产的运动表机芯，要卖几百美元。有个香港的客户，问了我们的报价，觉得可以接受。这下子，大家都放心了，这种机芯，有门儿。这可是过去生产一块机芯几十倍的利润啊！”苏福生感慨地说。
运动表机芯的成功，让手表厂暂时缓过了一口气，可要继续增加收入，势必要研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。苏福生把目光瞄准了陀飞轮手表。 “1992年，有一位香港的客户向我们提出了陀飞轮手表的问题，当时厂子的老总问我，咱们能不能上？我说，上。”
说起来谁也不会相信，苏福生设计陀飞轮手表，是从研究杂志上的手表广告图片开始的。“没有其他资料，也没见过这种手表，结构也不了解，只能看图片了。好在我就是学这个的，看了广告上的图片，心里也就大致有了数。我带着技术员，边摸索边做，有时候发现路子不对，就得从头再来。”
半年多以后，苏福生创造了一个奇迹：他设计出了中国第一块陀飞轮表。陀飞轮表的机芯，每块出厂价是4000多元人民币。
到目前为止，全中国能够独立设计出陀飞轮手表的人屈指可数，设计后进行投产的，更是凤毛麟角。而苏福生，已经开始设计修改第三种陀飞轮机芯了。
上世纪90年代初，苏福生就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“每个月100块钱，今年好像要涨到500了。”
退休后，苏福生依然没有离开表厂，继续做他的研究工作。“生产上的事我不管了，专心做设计，有些地方不满意，还得改进。现在有了计算机，方便多了。”
为方便苏福生的工作，厂里给他买了笔记本电脑。“不倒6年，换了3个。”苏福生说。“我工作起来就不愿意动弹，有时候一坐就是几个小时，一起身，头昏眼花。我血压高，医生让我经常活动，不能总坐在电脑前工作，可一忙起来，就忘了。”
现在，苏福生只有1000多元的工资，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。他是新中国第一块手表统一机芯的主要设计者之一，从他的手中，诞生了中国第一块陀飞轮手表，更是目前中国手表设计方面的权威，甚至可以说是泰斗级人物，微薄的工资，和他的地位与贡献实在不相匹配。
“没有办法啊，工厂的情况就是这样。”谈到收入，苏福生很坦然。
其实，他也不是没有赚钱的机会，退休后，有南方的厂家慕名找到他，要请他出山。“房子、户口，都给解决，工资就更别说了。可我一琢磨，我要是去了，那不是拿我的设计产品和咱们这里竞争么，我的根在这里，我就回绝了。”
“我的根在这里。”苏福生，这位在丹东生活了46年，口音依然没有改变的天津人，已经把丹东当成了自己的故乡。